大眾哲學

這裡說的「大眾哲學」，就是字面的意思，並不是指幾十年前，艾思奇寫的那本大行其道，宣揚馬列主義的「大眾哲學」。

一般門外漢，以為哲學就是「人生哲學」，專門解決人生的問題。70年代我讀香港大學，第一年學生可以選三個學系，文學院哲學系很受歡迎，有七八十個同學報讀，可是升第二年要真正要選定科系專修，一時間跑掉了大部分，只剩下約20人留下讀至畢業。不少人發覺西洋哲學的主流學科如知識論、科學哲學、倫理學、形上學....並不是他們原先想知道的「哲學」。

這一本100頁左右的書，是1930年代朱光潛寫的「談修養」，以中學程度的青年為對象寫成，或可以滿足一般人對「哲學」的求知欲，值得向大家推薦。

全書分為 ：談立志、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、談青年的心理病態、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的倫理觀、談處群、談惻隱之心、談羞惡之心、談冷靜、談學問、談讀書、談英雄崇拜、談交友、談性愛問題、談青年與戀愛結婚、談休息、談消遣、談體育、談價值意識、談美感教育十多個章節。

朱光潛 (1897-1986)，民國初年在香港大學、英國愛丁堡大學和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讀書，研究西洋文學、藝術、歷史和哲學，得到博士學位回國，在北京大學教授哲學、翻譯西洋哲學名著。他寫的「文藝心理學」、「給青年的十二封信」、「談美」和這本「談修養」幾本普及讀物，最為膾炙人口。


近日香港政壇風起雲湧，人生百態、好醜言行表露無遺，例如最近特首侯選人唐英年的表現，可謂反面教材之最。

各路政客及其支持者互相攻擊，經常會用到「無恥」這個指控。

「羞恥」是道德的一個重要元素，現在把「談羞惡之心」一章就節錄在下面，給大家參考(粗體是我所加，幫助大家理解)：

 談羞惡之心

.......“羞惡之心”一詞出於孟子，他以為是“義之端”，這就是說，行為適宜或恰到好處，須從羞惡之心出發。朱子分羞惡為兩事，以為“羞是羞己之惡，惡是惡人之惡”。其實只要是惡，在己者可羞亦可惡，在人者可惡亦可羞。只拿行為的惡做對象說，羞惡原是一事。不過從心理的差別說，羞惡確可分對己對人兩種。就對己說，羞惡之心起於自尊情操。人生來有向上心，無論在學識、才能、道德或社會地位方面，總想達到甚至超過流行於所屬社會的最高標準。如果達不到這標準，顯得自己比人低下，就自引以為恥。恥便是羞惡之心，西方人所謂榮譽意識（sense of honour）的消極方面。有恥才能向上奮鬥。這中間有一個人我比較，一方面自尊情操不容我居人下，一方面社會情操使我顧慮到社會的毀譽。所以知恥同時有自私的和泛愛的兩個不同的動機。對於一般人，恥（即羞惡之心）可以說就是道德情操的基礎。他們趨善避惡，與其說是出於良心或責任心，不如說是出於羞惡之心，一方面不甘居下流，一方面看重社會的同情。中國先儒認清此點，所以布政施教，特重明恥。管子甚至以恥與禮義廉恥並稱為“國之四維”。

人須有所為，有所不為。羞惡之心最初是使人有所不為。孟子在講羞惡之心時，只說是“義之端”，並未舉例說明，在另一段文字裡他說：“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，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，無所往而不為義也。”這裡他似在舉羞惡之心的實例，“無穿窬”（不做賊）和“無受爾汝之實”（不願被人不恭敬地稱呼），都偏於“有所不為”和“脅肩諂笑，病於夏畦”，“巧言令色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”之類心理相同。但孟子同時又說：“人皆有所不為，達之於其所為，義也。”這就是說，羞惡之心可使人恥為所不應為，擴充起來，也可以使人恥不為所應為。為所應為便是盡責任，所以“知恥近乎勇”。人到了無恥，便無所不為，也便不能有所為。有所不為便可以寡過，但絕對無過實非常人所能。儒家與耶教都不責人有過，只力勸人改過。知過能改，須有悔悟。悔悟仍是羞惡之心的表現。羞惡未然的過惡是恥，羞惡已然的過惡是悔。恥令人免過，悔令人改過。

孟子說：“不恥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”恥使人自尊自重，不自暴自棄。近代阿德勒（Adler）一派心理學說很可以引來說明這個道理。有羞惡之心先必發見自己的欠缺，發見了欠缺，自以為恥，（阿德勒所謂“卑劣情意綜”），覺得非努力把它降伏下去，顯出自己的尊嚴不可（阿德勒所謂“男性的抗議”）於是設法來彌補欠缺，結果不但欠缺彌補起，而且所達到的成就還比平常更優越......(略)......中國左丘明因失明而作《國語》，孫子因臏足而作《兵法》，司馬遷因受宮刑而作《史記》，也是很好的例證。阿德勒偏就器官技能方面著眼，其實他的學說可以引申到道德範圍。因卑劣意識而起男性抗議，是“知恥近乎勇”的一個很好的解釋。諸葛孔明要邀孫權和劉備聯合去打曹操，先假勸他向曹操投降，孫權問劉備何以不降，他回答說：“田橫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。況劉豫州王室之冑，英才蓋世，安能復為之下乎？”孫權聽到這話，便勃然宣布他的決心：“吾不能舉全吳之地，十萬之眾，受制於人！”這就是先激動羞恥心，再激動勇氣，由卑劣意識引到男性抗議。

孟子講羞惡之心，似專就己一方面說。朱子以為它還有對人一方面，想得更較周到。我們對人有羞惡之心，才能嫉惡如仇，才肯努力去消除世間罪孽過惡。孔子大聖人，胸襟本極沖和，但《論語》記載他惡人的表現特別多。冉有不能救季氏僭禮，宰我對魯哀公說話近逢迎，子路說輕視讀書的話，樊遲請學稼圃，孔子對他們所表示的態度都含有羞惡的意味。子貢問他：“君子亦有所惡乎？”他回答說：“有，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”一口氣就數上一大串。他嘗以“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”為嘆。他最惡的是鄉愿（現在所謂偽君子），因為這種人“固然媚於世，非之無舉，刺之物刺，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，眾皆悅之，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”。他一度為魯相，第一件要政就是誅少正卯，一個十足的鄉愿。我特別提出孔子來說，因為照我們的想象，孔子似不輕於惡人，而他竟惡得如此厲害，這最足證明凡道德情操深厚的人對於過惡必有極深的厭惡。世間許多人沒有對象可五體投地地去欽佩，也沒有對象可深入骨髓地去厭惡，只一味周旋隨和，這種人表面上像爐火純青，實在是不明是非，缺乏正義感。社會上這種人愈多，惡人愈可橫行無忌，不平的事件也愈可蔓延無礙，社會的混濁也就愈不易澄清。社會所藉以維持的是公平（西方所謂justice），一般人如果沒有羞惡之心，任不公平的事件不受裁制，公平就無法存在。過去社會的游俠，和近代社會的革命者，都是迫於義憤，要“打抱不平”，雖非中行，究不失為狂狷，仍是有他們的用處。

個人須有羞惡之心，集團也是如此。田橫的五百義士不肯屈伏於劉邦，全體從容就義，歷史傳為佳話，古人談兵，說明恥然後可以教戰，因為明恥然後知道“所惡有勝於死者”，不會苟且偷生。我們民族這次英勇的抗戰是最好的例證，大家犧牲安適、家庭、財產、以至於生命，就因為不甘做奴隸的那一點羞惡之心。大抵一個民族當承平的時候，羞惡之心表現於公是公非，人民都能受到的法律的裁制，使社會秩序井然。所謂“化行俗美”，“有恥且格”。到了混亂的時候，一般人廉恥道喪，全民族的羞惡之心只能藉少數優秀分子保存，於是才有“氣節”的風尚。東漢太學生郭泰李膺陳蕃諸人處外戚宦官專權恣肆之際，獨持清議，一再遭鈎黨之禍而不稍屈服。明末魏閹執權亂國，士大夫多阿諛取容，其無恥之尤者至認閹作父，東林黨人獨仗義直言，對閹黨聲罪致討，至粉身碎骨而不悔。這些黨人的行徑容或過於褊急，但在惡勢力橫行之際能不顧一切，挺身維持正氣，對於民族精神所留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。

目前我們民族正遇著空前的大難，國恥一重一重地壓來，抗戰的英勇將士固可令人起敬，而此外賣國求榮，貪污誤國和醉生夢死者還大有人在，原因正在羞惡之心的缺乏。我們應該記著“明恥教戰”的古訓，極力培養人皆有之的一點羞惡之心。我們須知道做奴隸可恥，自己睜著眼睛望做奴隸的路上走更可恥。罪過如果在自己，應該懺悔；如果在旁人，也應深惡痛嫉，設法加以裁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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