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政務處的日子

我在1984年完成了在觀塘警署的三年Posting，接到布政司署的調職通知，下一個職位也是觀塘區，是「觀塘政務處」的「工業分區主任」。

「政務處」的成立，有特別的政治目的，1967年香港發生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暴動，時間長達一年多，使民生和經濟受到很大的損害，所以新港督麥理浩接替戴麟趾時，決心進行對民間服務的機制，把以前的「華民政務署」和「新界理民府」的職責範圍合併、重整和擴大，成為「政務處」，增加很多人手，服務範圍遍及全香港九龍和新界，分為19區。

每個「區」由一個首長級的「C級政務官」做「政務處專員」，統率下面若干「分區」，每個分區由一個「一級行政主任」領導。


觀塘區的「工業區」內有幾千家工廠，僱用工人十多萬，另外有兩個「臨屋區」 (安置區)，所以獨立成一「分區」，我就是要做這分區的頭頭，手下有兩個「二級行政主任」和一班「臨時社區幹事」。

跟著這三年的工作經驗，是我的大改變，由以往處理政府內部行政轉為走向前線，代表政府，與市民大眾接觸。我做工業分區主任，主要是和廠家聯絡，了解他們的情況，探求民意、監察他們的政治動向，有需要時向上級匯報，這是「下情上達」的部分。

當時英國首相戴卓爾上北京，要求落實香港的前途問題，但在人民大會堂的樓梯上仆了一交，在外交談判上也仆了一交，結果是：1997年香港必須歸還中國，香港遂轉入「前過渡期」，人心開始不穩，政府對工業家的政治動向十分看重。

另一方面便是「上情下達」了，把政府的政令解釋給民眾聽，爭取他們的支持。所以我作為一個政務處的分區主任，是等於「二五仔」，和社區領袖相處交際是有雙重目的，不過這一點大家到心知肚明，但他們也有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之處，例如要爭取一些資訊和做事的便利、獲得委任做各種委員和議員的機會等等。我們這些「父母官」和「民」的關係很微妙，既是合作的又是相對的。

做社區工作，上班時間很長，因為很多社區活動和應酬都在平日的晚上或和週末，我一個星期之中，能回家吃晚飯沒有多少晚，通常太太都預了我在外面吃飯，只有能回家吃那天才需要在上班前先行通知！

為基層工作，每天要處理的事五花八門。有時出席商會在大酒店舉行的餐舞會，有時到工廠大廈煙霧瀰漫、不停滴水的後巷辦事，有時要到安置區逐家逐戶拍門為居民做選民登記。還有是在社區活動中做「主禮嘉賓」，致詞和頒獎！

每逢8號風球，大家不用上班在家打麻將，卻是政務處十分緊張的時候，因為有任何突發事件，政務處要負起統籌其他政府部門的工作。我們一班分區主任要輪班掛傳呼機，每人一個月。觀塘區有很多山邊木屋，一到風雨季節便有山泥傾瀉、屋毀人亡的危險。居民打999，警方便會急call政務處、工務局和房屋署的當值人員，趕到災區，爬那九曲十三彎的濕滑小徑，在搖搖欲墜的僭建木屋中穿來穿去，到場後和同事決定如何處理疏散和暫時安置居民的問題。不好彩的在颱風季節那幾個月值班的，便會頻頻中招要出勤，我也試過很多次大風大雨冒險上山的經歷，好在未有受過傷。

除了自己的分區之內的事情，有時一些關係全個觀塘區的大事，例如「觀塘節」之類的大型活動，上頭會徵集求所有分區的同事參與。

通常要計劃搞甚麼大型活動，上司會召集所有分區主任開會，先來一個Brainstorming Session，提出一切想得到的活動提議。幾輪奶茶咖啡、狂噴口水之後，便去蕪存菁，列出「可行」的選擇，跟著便是最殘酷和顯露人生百態，要決定誰負責哪項活動的「認頭」階段，到底應該：

挑最難的項目來「博表現」(但下屬會抱怨說辛苦，說你好大喜功、不體恤下屬)？

搶先挑最容易的項目(不怕被人笑是「衰仔」、上司不滿意，再給你加一件)？

以靜制動，不出聲，等人挑完挑罷，由得上司指派餘下的工作(但會不會是無人肯做的「豬頭骨」)？

這當中可牽涉到不少的Group Dynamics和自身的管理問題。

當時聯合醫院擴建，觀塘區議會主席「拍心口」，說為醫院搞一個為期一年的籌款活動，目標是1000萬。那班議員得個講字，工作是由我擔大旗，得到一班同行協助搞成的，做到嘔血。籌款活動有發行獎券、歡樂今宵「聯合醫院擴建籌款之夜」、張曼玉的電影「開心鬼撞鬼」義演、小巴義載....之前的探路工作和之後的跟進工作多如山積。

其中最大劑是「百萬行」，觀塘政務處的同事傾巢而出，還要多個政府部門幫手，要封路、欄鐵馬，出動大量警察、聖約翰救傷隊等等。那天，全人類都做到發神經。

聯合醫院擴建籌款活動搞足一年，籌足1000萬交差。

如是者在政務處三年，1987年我又獲得調職通知，到海關調查局上任新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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